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的一大承诺是：我们可以改善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流程与常规，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以更高的水平和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作，似乎没有人质疑过，高效率能带来收益的最大化。但《效率悖论》这本书就人类对效率的痴迷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作者爱德华·特纳是美国史密森学会莱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学者，同时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信息史课程。他通过列举医疗、交通、媒体、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案例，促使读者思考当下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他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同时也很有必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看来，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也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高效率是好的，但它如同所有的好东西一样，过犹不及。过量使用抗生素会滋生超级细菌；移动设备将人们从办公室中解放出来，但也使雇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天辰测速可以抢占员工的空闲时间；每一次的节能创新，其所减少的成本都会被消费的增长所削弱乃至抵消；甚至连倾向于将太空探索视为突破地球资源限制之最佳方案的硅谷文化，如今也已经认识到效率过高导致的环境、健康、文化和伦理成本——事实上，硅谷本身已经成为世界上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地方之一，因为身处其中的企业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远程办公，但在协同工作中，现实的接触和互动更加高效。

 

此前，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成为关注热点。文章指出，在外卖平台系统的算法与数据驱动下，用户能更快地收到餐食，但这意味着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被大大压短，为了避免差评、维持收入，天辰测速骑手在送餐路途中逆行、闯红灯等危险行为屡见不鲜，极大地威胁到自身乃至他人的身心健康。舆论普遍将“罪恶”的矛头指向平台的算法。这是近期关于“效率”悖论的最赤裸裸的实例。

 

效率的悖论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之中。举例来说，提供覆盖全民的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体系，几乎是所有政府的愿景，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中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进行了数轮医疗改革，仍然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根本原因之一，正如爱德华·特纳在书中所说：医学本质上就效率低下。

 

 

国家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得到及时且廉价的医疗服务。为解决医疗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临床医生培养体系。比较极端的是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延续至2004年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赤脚医生”制度：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便能成为乡村医生。这种制度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医生资源不足的问题，似乎提高了中国的医疗效率。但事实是，速成医生的医学基础并不牢靠，他们也没有进行过规范化的培训，因此漏诊误诊事件时有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更愿意到城市里更好的医院去诊治。这就造成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小诊所门可罗雀的局面。大型三甲医院里，忙碌的医生每天要接诊超出极限的病人数量，他们将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压缩至最低，但病人的满意度却并不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动用了社会关系来挂号和排队，获取的却只是医生数分钟的诊治。不满的病人为发泄情绪，频频造成伤医辱医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医疗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来满意的社会效果，反而日益凸显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国家进行了多轮医改，但其主要参与者都是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忽视临床医生，尤其是一线临床医生的意见，会导致改革无法真正触及痛点。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效率，同时兼顾政治利益。然而，医疗工作更看重有效性。个体差异、疾病的复杂性和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渐进过程，注定了临床医生和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可类比。临床医生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学习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等不少发达国家坚持医生的选拔和培养必须走精英化路线，医生收入必须进入所有行业前10%，否则医疗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优秀的人才可能更愿意进入金融或互联网公司这些更赚钱而又不直接接触民生的行业。顶尖人才的流失不仅会影响医疗的有效性，反过来也会降低医疗效率。

 

在中国，和医疗紧密相关的生物制药行业也面临同样的效率悖论。新药研发存在投资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特点，因此中国大部分制药企业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原研药物的开发，所谓的新药研发更多是指仿制药品——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制药企业的成本，也缩短了研发周期，更不用面对研发失败的风险。一旦某种被证实有一定疗效的药物专利到期，我们就可以仿制出来，并以极低的价格推向市场。政策也鼓励甚至强制临床医生优先使用国内仿制药品，以降低医保支出。然而如果我们在药物研发领域始终被人卡着脖子，那么将来很可能就会出现类似华为芯片断供的事件。药品作为刚需，一旦断供，对病人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作为一直工作在一线的心脏外科医生，我一直在思考上述问题。多年来中国医院普遍实行的效率优先是否正确？如果摒弃效率优先，会减少还是增加就医难题？如果中国更多的是鼓励药物研发而非药物仿制，是否会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爱德华·特纳的这本《效率悖论》或许不能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至少让我们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有了另一种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