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防疫口罩这一“物件”，以及“口罩”这个语词，都是伍连德发明的，他所带来的福泽一直荫庇到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因为今天我们都不得不戴口罩，而且因为他首先使用的“口罩”这个词，大大加强了我们对这一医疗防疫用品的接受度，特别是相对于西方人来说。

 

当伍连德1910年来到哈尔滨时，他的身份即便按今天的标准，也都分量颇重。他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国科赫实验室的成员，这两家，从那时直到现在，都始终是世界上顶级的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机构。在九成以上中国人还拖辫子裹小脚的时代，天辰测速官网伍连德就是国际性的科学家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深谙西方最先进的生物学和医学科技，而且像詹天佑等人一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对这片土地和它的风土人情，有着深刻的体认。

 

白山黑水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片“法外之地”，太多的势力在那里你争我夺，结果反而是土匪获得了最肥沃的生存土壤。张大帅就是那个年代从遍地土匪窝里杀出条血路来的。所以当伍连德发明并准备大举推广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医疗防疫口罩时，天辰测速官网肯定考虑到了不能直接用“面具”或“面罩”来翻译西方人惯用的mask，因为那样很可能与蒙面土匪产生联想，加大在普通民众中的推广难度。他的策略是有意无意地将其语义弱化，用“口罩”来代替“面罩”。这一招非常见效，民众很快普遍接受了“口罩”，本来很可能向全国蔓延的鼠疫疫情也被迅速扑灭。

 

语用学

 

“口罩”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明确指示的，并且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根本性势能的，是它罩住的仅仅只是“口”。

 

但是换到西方的语境中，它就是mask。既然是mask，不管是protect mask还是face mask，在它所引起的潜意识联想中，它遮住的都是整张脸。这恰恰指示出语词在被用以在表述现实时的不足或过度。语言总是不足或过度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对它的运用进行清洗，要反思它似乎一目了然的日常功能。在口罩这个例子中，事实上这块布既不是只遮住嘴，也不是包裹你整张脸，它一般大约是遮盖脸部面积的3/4。

 

一方面，它并没有遮住整张脸上通常被认为最重要的器官——眼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靠眼睛，靠视觉，来为自己定位，就是说，通过为自己“映画”出整个周围世界，从而确定自己身处怎样一个物理时空位置和社会身份位置；同时，所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人也主要靠对你眼睛的识别，或者说通过双方眼睛的对视，通过视线的交错/交换，来辨认你这个人，这个“他者”，而不是——通常不是——识别你的嘴或耳朵。当然我们不时会去辨听一个人的嗓音，但所谓“眼见为实”，能够当场看到并认出，当然被认为是识别一个人的最靠谱的办法。

 

视觉化是现代世界构造的核心，而视觉器官并没有被遮住，反而因为脸上其他部分被遮去而更突出了，可能更本真化、具体化了。这造成一系列后果，进一步的考察会涉及这些方面。眼下重要的是，戴口罩对通常意义上的身份识别的确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只是就通常意义而言，也就是我没那么方便一下子就能认出你了，但也许等我费了更多神认出你后，我对你的认识会比以前更好更深入。障碍是认识（被迫）深化的一个条件。

 

但另一方面，称之为“口罩”而非mask，也人为地缩小了这块布对面部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它远远不止遮住了嘴，它还遮住了鼻子、脸颊，如果你正确佩戴的话，其中囊括了一张脸从下巴到几乎整条鼻梁的广阔“面积”，堪堪停在你的眼袋下面——如果你有大眼袋或黑眼圈，那么很抱歉它们在一大块浅色布料边缘，会被衬托得加倍突出。这个障碍还是相当大的，至少比我们用“口罩”指称它时，这个词本身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所以，使用“口罩”这个词，就缩小、弱化了它对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这当然大大有利于我们接受和使用它；而相反，在欧美，使用mask这个词，则夸大了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你戴上它后，就成了“蒙面人”，而蒙面人在历史上通常是盗匪，是和身份的不正当，甚至和可能的罪恶的行使联系在一起的。

 

身份政治

 

我们知道，“身份政治”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正确，不论黑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女人、同性恋者，等等，所有的少数、边缘或弱势群体，都要求一个既平等又独特的身份定位。而在身份的表达中，脸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具有核心意义。

 

就像莱维纳斯所说，人区别于动物，并表明自己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根本标志，不是他的生理性的活动——动物也有所有的生理性活动，而是他的“表达性运动”。不管是语言、动作、穿戴或是更复杂的文学、影像创作，都是这种独属于人的“表达”，人死了，就是他所有的表达都终止了，而回归到纯生理学的东西，这东西剥去所有的表达性的掩盖/覆盖后再度暴露出来，也就是——尸体。

 

西方人的脸部表情远远比崇尚“喜怒不形于色”的我们丰富，这可能是为什么他们连群众演员都比我们绝大多数明星演得好的原因。如画家保罗·克利所说：“我把内心的思绪写在眉间，挂在嘴角，我的脸比现实中的任何事物更真实。”更丰富的脸部表情+更多、幅度更大的肢体动作语言，构成了西方人的日常自我表达方式（当然，我们经常会觉得他们太夸张）。而死人/尸体就是所有这些表情、动作都停止了。在葬礼的场合通常要挂或者捧一个镜框，里面是精心选定的死者生前最具个性特征，也就是最具表达性的面容，因为棺材里的尸体是没有面容的，它只有纯生理性的作为器官遗存的脸部，而完全失去了表达性的面容。

 

在欧美，鼓励公开戴mask的，大概只有狂欢节、化装舞会或某些戏剧现场，人们被允许在那样的场合遮去自己独特的个性化面容，而以一种全新的、神秘的、表演性的身份，融入一场大规模的集体狂欢。而这种狂欢不管半遮半掩还是大肆宣扬，多多少少都与性有关，人们需要那样一些时刻，放松伦理道德的缰绳，来释放因各种各样原因而被压抑的性能量，并因此经历一种极度亢奋的融合体验和高峰体验。现代的节庆起源于古代的祭仪，面具在祭仪中一向是不可或缺的道具。而那种仪式通常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公开性乱，也伴随着人或动物的牺牲。消解了个体身份的集体性的高潮，与死亡密切相连。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多少可以理解，对他们说，如果表达性的面容被覆盖，就和死人离得不远了。在那个个体身份的独特性和根源性远比我们这里重要得多的世界里，对面容的遮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他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的个体权利的活人的否定。他会觉得，当他被强制戴上口罩，他就已经向死亡让了一大步——而我们的感受正好相反，好像那是为自己戴上了一道护身符。只有真正切身的死亡恐惧兜头袭来，才有可能压倒这种对个体的象征性死亡的顽抗。

 

我们可以藉此了解，哪怕是很日常的语言及其使用，以及它们背后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人群接受或拒绝相似的事物时，具有多大的潜在影响力。